左季皋楚军，其中尤以湘军和淮军最为出众。
这些勇营军队以乡情、亲情为纽带而凝聚，在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内战的硝烟中被迫努力获取近代武器来装备自己，圣平天国战争和绺军战争后，它们已然成为当时乾国近代化装备程度最高的陆军，自然而然地扮演起了“国之干城”的角色。这些没有名分、粮饷来自地方通过捐税自筹的军队，滑稽颠倒地以民兵的待遇担负了国防军的责任。
在大乾朝纸面上的百万陆军当中，民兵构成的勇营、练军是骨干，而湘军在圣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被曾伯函大量裁撤，李绍泉的淮军则是勇营当中装备最好、训练程度最高的，但淮军官兵们虽然装备了新式的枪炮，但骨子里，可以说还是一支停留在中古状态的军队。
而苔湾之战，将乾国陆军的问题，生生的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淮军尚且如此，如果是其它勇营练军前来，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乾国陆军已经烂成了这样，李绍泉不失时机的指出，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
由于事实摆在那里，顽固守旧派大臣们也不得不承认八部青旅不堪使用的窘境，不但裁撤淮军的声音全都哑了火，连户部拖欠淮军两年之久的军饷（柴草油烛费29万两）也发下来了。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再没有人敢提裁撤淮军这个茬口了。
虽然挫败了那些一心想要找他麻烦的家伙的阴谋，但李绍泉也深知朝廷对他们这些手握重兵的疆臣的忌惮，而乾国若要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改革兵制已是刻不容缓，是以当朝廷决定编练直属中枢的以渤人子弟为主的新军健锐营和骁骑营时，李绍泉立刻表示欢迎和支持，虽然他知道，新军练成之日，也就是他的淮军的走向末路之日，但为了巩固国防，“金瓯不缺”，他也只能选择无奈的接受现实。
对于编练新军和改革兵制，李绍泉和林逸青多有书信交流，李绍泉也向林逸青透露了他心中关于淮军的苦闷：“每至报销，农部时常驳去，吹毛索瘢”，“部友见敝军销至五百余万，不免眼热，并未查从前何以准销，岂能前后矛盾”，“骤闻其事，不觉寒心”，“文正师晚年自处之道，我辈正可为法。惟旧部淮军，分布各省，难遽遣撤，左右又无人可代料理，且恐遣撤不妥，每一念及，如芒在背。若能撤尽还朝，或居官回里，亦身心俱泰耳”，“现留防各省之营，似有倚为安危之象，难遽遣撤，直境各军造城筑堤修炮台，时借发欠饷以资工料。国本所系，穷家难当，不得不尔也。仲春昼接，尚荷圣明垂询防军几许；枢廷诸老，从未议及，亦不识留防何用，饷源何在，但知东南非与章桐素习者不足任倚。而鄙人既膺巨艰，亦不敢过避嫌疑，独高清静”，“而寥寥防军，局外方议裁撤，局中亦苦供亿。”
对于淮军的这种尴尬地位和艰难现实，林逸青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只是尽其所能的暗中帮助李绍泉解决各地淮军的军饷问题（果然不愧为大财神），尽可能的保留淮军各部不被裁撤，并且以自己现在编练渤人新军的机会，尽量向敬亲王和纯亲王及两宫皇太后建言，以求推动朝廷改革军制。
李绍泉深知林逸青虽然受命负责编练新军，但其实他手中并无兵权，处境也并不轻松，二人的合作还必须要暗中进行，是以他只要有机会，就要拿来做文章，给他们二人的行动减少阻力。
“此次朝鲜之乱，也可如当年苔湾之役一般，大人可极言新军战力之强，促使朝廷改革军制。”薛书云说道，“大人应该知道，每次只有外事刺激，朝廷才会改变些许啊。”
“刺激多了，只怕又麻木了。”李绍泉望着窗外的城阙，叹道，“刺激大了的话，又怕有如那重病之人，中气本虚，就此一下子死过去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师爷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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