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疆域比汉代、唐代要小很多，但是宋帝国的经济文化居于当时世界最前列。边境长期重兵防范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从宋真宗朝开始的对外赔款，使得宋帝国的运营成本日渐增大，这是宋朝税赋为唐朝7倍的主要原因所在。
众所周知，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宋代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处于农耕文明的宋帝国对农业不得不加倍重视，为维持内部社会稳定，同时也为获得更多更持续化的税收，宋朝政府在农业开发、粮食生产中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鼓励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粮食生产是宋朝政府300多年积极推行的农业方略。人口是决定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汉代人口最多时为5000多万，唐代在开元盛世时有6000万左右人口，宋代到了宋仁宗年间人口数与唐代最高值相等，到宋徽宗时期，帝国人口超过了1亿，几乎是汉、唐帝国的两倍（《中国经济通史》）。人口增加了帝国“饭碗”的负担，使整个宋代不得不为增加粮食生产绞尽脑汁。
有地才有粮。要增加粮食产出，必须得有适合种粮的田地，宋帝国为此积极运作。史料显示，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开宝末年到宋真宗天禧末年，历时60年时间，宋帝国的耕田从295万顷上升到524万余顷，相当于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天宝年间花了110多年时间所达到的垦田面积，可见，宋代农业开垦力度和业绩超过了唐朝。
宋朝提倡农业开垦有系统的政策配套。五代时官府对农民苛刻盘剥，造成农村“百姓失业，田多荒芜”的情形，宋朝建国后，比较注意减轻“涉农”税赋，鼓励农民开荒拓地。
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闰八月，下诏书：“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会要辑稿》）——用经济杠杆来鼓励百姓多开荒垦地。此后还承诺新开的耕地一定时间内不收租税，直到开垦荒田的农户觉得自己可以缴纳租税了，政府才开始征税，“直俟人户开耕事力胜任起税”而且即便收税，也是20%的税率，这在封建时期算是很低了，更重要的是，政府承诺这一政策长期有效。
宋帝国还规定，各地官员胆敢巧立名目多收税的话要治罪，对于征收农民过多田租的官吏罪至死刑。——如果这项政策很好地执行的话，可以说，政府给老百姓开垦田地吃了“定心丸”，激发了农民“创业”积极性。
帝国中期，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对于“涉农问题”非常关注，其中之一是颁行农田水利法，既允许无地农民开荒垦地，又改善了灌溉条件，田地得到了大幅度开垦。截至变法后期，全国新开垦田地3.3亿亩（《中国经济通史》）。
据统计，宋帝国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和成都府路，是全国田地垦辟最多的地区（《中国经济通史》）。——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在千年之后，依然属于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其中，两浙路更是宋代开垦田地最多、质量最高的地区，“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南宋末年达到“浙间无寸土不耕”，可见即便是到了宋朝末期，百姓赖以口食的粮食生产也丝毫没松懈。
其次，宋帝国还把开垦田亩与官员的业绩考核挂钩。为鼓励农业生产，宋帝国除了借耕牛、稻种给农民，免除农具税、耕牛税等，还注重发动官员对粮食生产的有效领导。
宋仁宗天圣年间，极其重视开荒垦地，对地方官员提出了明确要求，“每下赦令，辄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垦为言”，而且，制定出操作标准，地方干部能“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以上，议赏”，也鼓励国家机关发动有资源的干部策划组织开荒，“监司能督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宋史》卷173）。如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川陕宣抚吴玠组织重新整理了废弃的田地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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